开除AI伦理学家,谷歌如何从“不作恶”到“不宽容”?

年终岁末,我们再一次吃到了谷歌的瓜。因为谷歌的AI伦理科学家Timnit Gebru被AI界大咖、谷歌AI负责人Jeff Dean公开辞退一事,谷歌再次陷入到众人讨伐的舆论漩涡当中。

年终岁末,我们再一次吃到了谷歌的瓜。因为谷歌的AI伦理科学家Timnit Gebru被AI界大咖、谷歌AI负责人Jeff Dean公开辞退一事,谷歌再次陷入到众人讨伐的舆论漩涡当中。

开除AI伦理学家,谷歌如何从“不作恶”到“不宽容”?

事情的起因是Gebru的一篇未经谷歌官方审核就发表的学术论文,Gebru坚持认为自己受到了谷歌的不公正对待,而Jeff Dean声称Gebru的论文存在多处问题,而且还是Gebru自己提出的离职请求,谷歌只是尊重她本人的决定。

开除AI伦理学家,谷歌如何从“不作恶”到“不宽容”?

但显然当事人自己不是这么理解自己这层意思的。Gebru显然是希望通过提一些要求来探讨这次学术论文中存在的问题,所以说出了不答应要求就停止工作的威胁。但谷歌显然并不买账,直接就坡下驴,让Gebru“如愿以偿”:“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那你就下岗走人吧。”

谷歌的这一回答并没有得到吃瓜群众的认同。在Gebru被辞退一天后,就有超过4000名学者、谷歌员工和外部人士签署一份声明要求谷歌作出实质性改变。

这一次,人们要求谷歌作出哪些实质性改变呢?

最直接的改变就是Gebru所遭遇到的“史无前例的研究审查制度”,人们呼吁谷歌要在完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论文审查,而不是自己暗戳戳地定义审查标准和结果。

而究其根源,问题其实是出在谷歌又一次触动了“多元化”的逆鳞。多元化,一直是谷歌乃至硅谷近些年来提倡的一种“政治正确”但其实也是“道德正确”的企业文化。但是现在谷歌因为自己员工对自身项目提出批评,就借机做了开除的决定,显然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如果深入到这次争论的细节里,Gebru的一些作法可能确实值得商榷,但谷歌的落井下石确实确实在违背自己当初拟定的原则。

放在国内任何一家公司,一个员工挣着公司的钱却对外公开质疑公司产品的种种问题,受了委屈还要在公司内部发邮件搞事情,那被开除是分分钟的事情。但谁让你是以“永远不做一家传统公司”而著称的谷歌呢?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到底是谷歌真的改变了初心,还是谷歌做出太多的让步?估计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站队了。而我们更想看看谷歌是何时“终于变成自己所讨厌的样子”的吧?

不宽容“不宽容者”:谷歌多元化纷争的悖论

众所周知,谷歌一直以来以“共享全球信息”、“不作恶”作为企业文化价值观而受到广泛赞誉。正是因为这种高度开放、透明且极具道德使命的企业文化,当然还有优渥的薪酬待遇、员工福利,让全世界无数工程师和技术极客们争相投入它的怀抱。

不过,随着从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规模,再从北美扩展到全球,谷歌也必然要开始不断平衡处理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员工的的多元共存和和谐共处,也必须开始面对公司持续发展与原有价值观念冲突的大公司病等一系列问题。

人多了,队伍不好带了。这可能是谷歌近两年来最深刻的领悟。撕开谷歌“自由、开放、包容”面纱的第一个伤口是2017年的一次“女性编程不如男性”的性别议题。

一位名叫James Damore的男性程序员在谷歌内部论坛发布了一篇名为《谷歌意识形态回音室》的长篇文章,核心观点指出谷歌提倡的多元化观点带有太强的政治意味,他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工程师水平差异是由于生理原因造成,因此谷歌不应该将性别差距等同于性别歧视,不能因为一位追求“性别平等”这种政治正确就过分强调女性工程师的比例。Damore建议谷歌要取消员工多元化计划,特别是性别多元化计划。

开除AI伦理学家,谷歌如何从“不作恶”到“不宽容”?

(“女不如男”当事人James Damore)

此文一出,立刻在谷歌内部引发轩然大波。要知道,性别、种族、性取向平等一直是美国主流社会所倡导的政治正确文化,表现在公司中,就是在男女、种族等方面的比例平衡。在硅谷以及谷歌,这一问题成为不容置疑,也不容置喙的一条红线。

早在这件事情之前,谷歌其实已经饱受“性别歧视”之苦,美国劳工部就对“谷歌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性别歧视问题发起质询,而Damore作为谷歌员工用这篇充满“社会达尔文”色彩的论文直接来回怼政府的性别歧视调查。可以想见,当时的谷歌一定慌得一批。CEO皮柴第一时间从休假状态回来,将Damore开除,彻底跟他划清界限。

但有意思的是,并不是所有谷歌员工都是这么想到。据报道,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是支持Damore的观点。被开除的Damore反手就起诉了谷歌,认为谷歌对他进行了“性别歧视”,只因为他的一名白人男性。一批支持者为Damore发起了众筹,支持他反抗谷歌的不公正裁决。

反对者当中,有认同他的生物学解释的,认为女性的编程能力在生理上就不如男性,也有人认同他的“反多元化”观点,直指硅谷一直向“政治正确文化”妥协,为保持男女比例,降低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录用标准,伤害更有实力的人才的机会公平。

实际上,女性占比过低,除白人、亚裔以外的人种占比过低是硅谷科技公司面临的不争事实。但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生理上的问题,而是源自从数百年间家庭、学校、社群所塑造出来的性别和种族差异。这种差距理应通过各种努力缩小,而不是因为眼前的利益考虑而去变为“铁律”。这是比“政治正确”要更高层次的人类平等的要求。

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则没有人想在这种为“改变不公平而制造不公平”的竞赛中落得下风。谷歌在辞退Damore上没有太大纰漏,但是它也陷入了一种“不能宽容不宽容者”,的悖论。

一方面谷歌必须要通过制裁“错误观点”来平息纷争,一方面又等于违背自己主张的“多元化”的企业文化。不管谷歌管理层怎么做,谷歌内部的分裂依然出现。

从“不作恶”到“做正确的事”:谷歌如何改变初心?

性别议题只是谷歌面对内部价值观分裂的一个问题,后面谷歌官方在一些核心价值观问题上的决策则让其站在了全体员工的对立面上,被放在道德的审判台上反复炙烤。

2018年2月,谷歌代号为Maven的项目遭到对外泄露。这一项与国防部合作的项目意在将AI运用到军事武器当中,这既违背了AI不能用作滥杀无辜的战争武器的业界共识,又违背了谷歌自身的不作恶的价值观,一时间,超过三千名的谷歌员工签署了一封联名公开信,要求谷歌停止“Project Maven”项目。谷歌随后确认不再继续这一合同。

开除AI伦理学家,谷歌如何从“不作恶”到“不宽容”?

(“安卓之父”Andy Rubin)

同一年,被称为“安卓之父”的Andy Rubin被指控性骚扰而不得不离职谷歌,但是谷歌并未按照其他性骚扰者应受处罚的方式来追究他的责任,甚至在其离职的时候仍然给与了9000万美元的巨款。这一丑闻曝光之后,谷歌在全球50个城市的两万名员工开始走上街头,抗议谷歌的这一“邪恶”行为。

这些事件的发生同时伴随着谷歌一系列的“迷惑行为”。这一年,谷歌删除了其著名的“不作恶”的座右铭,换成了“做正确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但显然什么是正确的事是由其官方界定的。另外,街头抗议事件发生后,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沟通,直到2019年5月,才勉强出席了一场沟通会,但也没有对员工的问题做出什么正面回应。员工的投诉业务也从HR部门变为外包机构来负责。谷歌引以为傲的“TGIF”(谢天谢地星期五)活动也改成了每月一次,并且对沟通议题进行了限制。

相应的,谷歌的“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也被推翻,2019年4月,谷歌宣布了限制文件访问政策,员工只能访问需要知道的材料,而违反者将被解雇。这可能是谷歌对几次秘密项目被泄露所做出的应对之策。

既然政策出台,谷歌就不是闹着玩的。2019年底,有四名员工被谷歌开除,官方给出的理由正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上面说的数据安全政策,看了不该看的材料,访问了不该访问的信息。但实际上,根据被解雇员工的说法,他们很可能是因为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近一年来的维权和罢工事件而遭到了政治报复。而有些员工则因为反对公司的一些决策而遭受排挤而选择主动离开,其中包括在谷歌罢工维权事件中的组织者和提出异见观点的激进主义者。

谷歌正在遭遇要发展新兴业务,比如和政府合作军用AI技术,与原有的企业价值产生了冲突,官方的作法是力求保持原样的方式悄咪咪赚钱,而那些大部分被自由开放文化感召的员工则成为谷歌“原教旨”文化的捍卫者。那么,谷歌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解决掉“提出这些问题的人”。

不宽容:谷歌终于长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曾经一度很好奇,谷歌为什么会把“不作恶”当作企业的核心价值。就在关注Gebru被“离职”的事件中,终于看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解释。

原来“不作恶”(Don’t be evil)当中的“恶”(Evil),原来是谷歌成立之初正如日中天的微软。那时的微软刚刚将网景浏览器踩在脚下。“切断网景的氧气管,把它碾碎”是当时微软内部邮件里的檄文。现在慈眉善目的首善比尔盖茨在当时的媒体和文艺作品中是科技界极恶的暴君形象。

看到微软手撕网景的经过,谷歌的两位年轻创始人不免心有余悸。从成立之初,就希望自己避免被微软视作眼中钉,也避免自己变成微软这种踏平一切潜在对手的寡头样子。

开除AI伦理学家,谷歌如何从“不作恶”到“不宽容”?

如今,谷歌不仅在微软帝国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而且经过20年的发展终于长大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2020年7月29日,让我们记住这一天,谷歌连同苹果、Facebook、亚马逊这四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了典型的垄断代表,四名CEO同时被美国国会叫到了不公平竞争听证会的现场。其中,谷歌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上面不可撼动的垄断地位,确保了它在数字广告业务上面绝对的话语权和自我监督权。

因为没有外界监管,谷歌长期以来是自己要负起监管自己的责任,以确保其在数字广告的投放效果和对于用户隐私保护等问题上做到“值得被信赖”。而随着垄断地位的日益巩固,谷歌为了实现更多的利润,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以透支自己在“自我监管”上所树立的企业文化的品牌资产。

反正客户和用户离不开我,反正一些员工来了或者走了,对于大局影响也不大。只要在明面上或者大原则上,上不触动政府的逆鳞,下不激起大众的民愤,谷歌官方自然而然倾向于一种日趋保持稳定和权威化管理的企业文化倾向。

谷歌这家“非传统公司”正在遭遇“传统危机”,它要亲手一点点拆除自己所亲手建立的“鼓动反抗、鼓励质疑”的员工文化。

当公司利润和利益与价值观诉求冲突时,究竟应该坚守利润,还是维护价值观?其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就理解了之前谷歌为什么会背着大部分员工偷摸开展一系列只为“赚钱”的项目,也理解了为什么一旦员工开始质疑或者批评公司,就会遭到直接地或间接的打压和辞退。

开除AI伦理学家,谷歌如何从“不作恶”到“不宽容”?

(谷歌AI伦理团队技术负责人Timnit Gebru)

回到Jeff Dean和Timnit Gebru的这场“被迫主动离职”的风波当中。我们显然看到了Timnit Gebru在谷歌中只是被定义为一个对外宣传“多元化”的花瓶角色,谷歌并不太需要她真的去研究什么,只需要她的女性、少数族裔的身份在那里就可以了。而一旦Gebru真得开始行使自己的理论家的角色,对谷歌的产品进行质疑(不管对不对吧),谷歌高层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去掉这个麻烦,不惜以上热搜的方式来解决掉这种“多元化”的声音,而他们却真得没有考虑过真正用公开透明的方式来对待这些研究论文的审查问题。

当然,从人家谷歌管理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值得讨论,把自己的AI技术捧得高高的,把AI的生意做的大大的,这才是他们更关心的问题。

从这一层意思来说,谷歌确实是成长了,也成熟了,是该好好接受一次反垄断审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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