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共享育儿也能变成一门好生意?!

家庭保育,凭什么得到资本“青眼”?

创业项目也内卷的当下,要找到一个竞争稀缺的赛道越来越难了。

如果一个公司本身就赚钱,有非常不错的造血能力;同时还备受资本青睐,融资不亦乐乎,它所在的领域是不是值得关注一下呢?

就在这个月,知名VC红杉资本的一个动作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企业Otter(意思是“水母”),得到了红杉资本(及其他两家机构)2300万美元的A轮投资。别说是疫情之后趋于谨慎的大背景下,即便是在互联网如火如荼、资本持币待洒的年份,这个数额也算得上大手笔。

它所押注的赛道,是一个在中国尚无品牌化和规模化的领域——家庭儿童保育。对于大量在职人群无法看护孩子的需求,采用“共享父母”的模式,让一些因疫情而留守在家的父母来帮忙看护孩子。目前已经完成了至少2000万美元的业绩流水。

后疫情时代,共享育儿也能变成一门好生意?!

重点强调一下,Otter的模式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也不一定是最佳解决方案,但它被资本所选中,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儿童托管保育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即便是日本这样严重少子化的国家,同样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那么中国在三胎政策之下,保育行业势必会迎来需求增长。

它将如何发展,能否为职业女性减负,这项女性占主流的技术又是否会为女性职业带来新机会……确实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家庭保育,凭什么得到资本“青眼”?

看到福布斯对Otter的报道,我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我小时候也去过的家庭日托,也就是“小饭桌”吗?一群孩子在午间或课后,去到一个阿姨家里,吃饭、游戏、写作业,这有什么稀奇的?但如果只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要砸进几千万美金了。

有几个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平台规模效应。创始人迈尔创办了一个平台,需要托管服务的家庭会将孩子的情况、照顾需求,以及自己的育儿风格告诉平台,再由平台来匹配能照顾孩子的留守父母,负责对服务方进行背景调查和定期检查。

平台式调度、管理与标准化,可以减少许多家庭日托缺少许可和培训的风险,保障客户的权益,冲击传统家庭日托市场的游戏规则。

后疫情时代,共享育儿也能变成一门好生意?!

(海伦·梅尔,Otter的创始人兼CEO)

二是疫后零工经济。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动员了许多高质量的保育资源。2020年,疫情导致欧美大量面向客户的岗位被裁,一大批父母被赶出了劳动力市场,女性就业情况更是急剧转冷,大量女性不得不呆在家中,为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负责各种事务。

这些“留守父母”形成了大量的优质人力资源,有余力为保育市场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关注,工作时间上更灵活,满足精细育儿的流行需求。

后疫情时代,共享育儿也能变成一门好生意?!

三是儿童社会化需要。和祖父母辈或保姆照顾孩子的封闭环境不同,家庭日托服务者可在照顾自己的小孩同时,一起照顾客户的孩子,因此提供了大量与其他孩子面对面社交的时间和机会,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完成社会化锻炼。

除了工作和经济的考虑,这一点也是许多家长家孩子送去家庭日托的原因。

当然,家庭日托的问题在这类平台上同样存在,比如:

由留守父母照看,而不是系统标准的课堂环境,对于一些重视“托教结合”的家长来说可能还不够;

家庭通常只有一两个照顾者,一旦出现意外状况,就可能人手不足;

各个家庭日托是否有政府认证的执照和许可,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质量参差不齐。

这一模式能否良性发展,还有待后续完善与观察,但这一市场的苏醒,却是实实在在的趋势。

为人父母,寻找社会与个体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疫情虽然逐渐消退,但带来的一些变化却是持久、深远的。而传统的社会保育支持系统,也无法满足当代家庭育儿的多元化需要,这些外部因素都在推动向外求助的托育需求,变得常态化起来。

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需要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大军。

在日本,每年就有数万儿童无法进入托儿所,导致母亲不得不辞职。此前,美国曾公布了7750亿美元的计划,以解决“美国的照顾危机”,以此鼓励女性在外工作。

在中国,三胎政策在给予更多生育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增加的照护压力。因此紧随其后也接连出台了一系列儿童照护社会服务,比如全国推行课后及暑期托管服务,以期直接减轻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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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济不确定性也降低了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来说,托育可能是更经济的选择。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幸运地由祖父母辈来照顾孩子,雇佣保姆或兼职保姆都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隐忧与更高的成本。有执照的日托中心,往往由几名受过培训的教师来管理多个孩子,很难面面俱到。

这种背景下,家庭日托模式就以个性化、性价比、兼顾3岁以下婴儿,成为许多父母的选择。

从市场潜力上看,2016 年国家卫计委家庭司委托研究机构调查显示,全国 0~3 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1%,远低于发达国家 50%的入托率。未来大量外溢的市场化托育支持需求,也会催生极大的市场空间。

许多发达现代国家,儿童保育费用甚至超过了高校教育费用,纽约的父母平均每年要支付近15000美元的全职婴儿照护费用。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托儿机构整体短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开展普惠托育,降低家庭的托幼支出,在政策和民意上都已经成为必然。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家庭还是机构,托育服务都将成为照顾儿童的必要支持系统,并迎来增长,也难怪会吸引资本入场了。

女性与保育:除了奉献,还应去创造

如果说,家庭“共享托育”模式的出现,是为了减轻职业女性的压力,也为许多不得不退守家庭的女性带来商业机会,那么,这一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则有赖于更多女性的创造。

举个例子,众所周知,高质量的儿童保育需要一个健康与安全的环境,这就涉及许多注重细节与交互的地方。

后疫情时代,共享育儿也能变成一门好生意?!

比如软硬件设计上,是否设有警卫设备如智能摄像头,是否有易于获得的急救包和到处张贴的紧急号码,所有游戏设备是否拥有柔软的防护以防止磕伤,儿童玩具是否采用无毒材料……这些创新与创意,都离不开也无法拒绝女性的参与。

托育的时光,也是一个孩子塑造自己未来的阶段,为他们的健康、学习和发展寻找更加光明的方向,也算是逐利的资本为女性和全人类未来做的一点小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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