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环外需要“烟火气”

被疫情压抑许久的广大民众,亟需借助春节这一最重要的节日获得精神安抚。

五环外需要“烟火气”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节期间,在烟花爆竹声中迎来新的一年,成为很多人的需求,尤其是不少地区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松动,让过年放烟花成为可能,一股抢购烟花的热潮也在全国袭来。

以最近火爆全网的“加特林”为例,“加特林”的日常售价在60元左右,但近期单价已经涨了整整一倍。据某烟花零售商介绍,最近的“加特林”几乎一天一个价,进货也得七八十,即便是这样也不一定能买得到。除此之外,仙女棒、孔雀开屏、其他小型喷射式烟花也非常受欢迎。

受此影响,A股上市公司ST熊猫在2022 年12月份收下了9个涨停板。截至2023年1月9日,ST熊猫股价才再度回落,当日收盘价为15.01元。

烟花未完全解禁,可今年大众对烟花的渴求空前热烈,这能拯救每况愈下的烟火经济吗?

烟火经济“失去”的八年

08、09年时,大概是我国烟花产业最璀璨的“绽放”时期,受奥运会的带动,烟花爆竹市场迎来了数年来的销售巅峰。2009年春节,仅北京市三大花炮批发商的备货量就达75.5万箱,最终卖出了60万箱,比前一年增加了37%。

但这种繁荣是短暂的,2015年,全国各地开始出台政策,大规模禁止烟花爆竹的燃放,违者将被罚款处罚,整个行业迎来了漫长的寒冬。

五环外需要“烟火气”

根据智研咨询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烟花爆竹及相关企业数量在2018年达到最高,为49311,但到了2021年,缩减到了18122,仅为原来的1/3左右;另外从企查查查询可以看到,近几年,新增注册的烟花爆竹企业总体呈下降趋势,2019~2021年分别新增5.5万家、4.7万家、5.0万家,2022年仅有4.5万家新注册企业。

有着“花炮之乡”称呼的湖南浏阳,受禁燃政策影响最大。目前该地存续、营业的烟花爆竹企业有2111家,2014年新增注册企业140家,达到峰值,但2015年之后每年新增注册企业呈现断崖式下跌,新增注册企业仅数十家。

新增企业减少,意味着行业缺乏成长的活力,而存续企业的萧条或倒下,更让这一传统行业岌岌可危。

以“烟花第一股”熊猫烟花为例,自从烟花销量急剧缩水后,企业急于寻找第二曲线,开始涉足网贷行业。此后,熊猫烟花的主营业务由烟花转为互联网金融,可P2P泡沫破碎,互联网金融反而把公司拖入泥淖,甚至创始人都被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行业老大尚且如此,分散的、规模较小的烟花企业或烟花厂只能靠当地的市场存活。

德州市,山东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曾经的集聚地,自2015年政策改变以来,退出市场的企业越来越多。2014年时,包括德州在内,山东共拥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29家,批发经营单位240家,常年零售单位16749家。到了2016年年底,29家生产企业全部退出,其中德州占了11家。

德州城区来烟花爆竹销售点买鞭炮的商户、企业以及普通消费者越来越少,这些零售点往往没有等到销售期结束,就提前把摊位撤掉了。

五环外需要“烟火气”

也正是基于国内市场的现状,一个尴尬的事实是,烟花这一与我国最重要节日挂钩、蕴藏着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行业,要长期依赖国外市场而活。根据美国烟花协会的数据,全美大型表演中使用的烟花75%产自我国,个人燃放的烟花则98%来自我国。据悉,每逢美国独立日以及圣诞节等重大节日,浏阳烟花爆竹企业的国外订单大幅度增多。

订单流向海外,我们失去的又仅仅是订单吗?很显然不是,除了经济利益,还有寄托在烟花爆竹身上、越来越淡的年味。

小镇青年的寄托

自各地出台了烟花爆竹的禁令后,烟花产业就不得不往五环外下沉,因为相比北京、上海等地,低线城市、小县城以及农村地区的燃放政策相对宽松,并没有被完全禁止,而且越是小地方,越重视年俗和年味,过年放鞭、放炮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我们看到今年首先出现政策松动的也正是低线城市,如大连、东营、滨州、临沂等地,尤其是山东,自政策改变后,元旦到春节期间,烟花燃放的声音可以说是不绝于耳。

五环外需要“烟火气”

烟花产业的下沉也和电子烟花有关。因为近几年禁放政策趋严,电子烟花作为烟花的替代品,越来越常见,比如小县城及农村地区的嫁娶,如果不让放烟花,就不得不使用电子烟花,来增加热闹的氛围。浏阳一家转型做电子烟花的厂家负责人表示,“农村婚庆、开业庆典、过春节、丧葬,都要用到烟花爆竹,电子烟花在三四线城市销量尤其好”。

今年过年,下沉市场的烟花销售很可能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峰,被疫情压抑许久的广大民众,亟需借助春节这一最重要的节日获得精神安抚,并通过“辞旧迎新”告别过去、畅想未来,烟花爆竹正是这种希冀的最佳载体。

怀有如此想法的不在少数,返乡的小镇青年是主流,而今年小镇青年格外多。

在北京工作了三年的葛木,老家是山东,从毕业之后他就独自一人去了北京,成为北漂一族的一员。作为一名房产销售,他没有经历楼市疯狂的黄金时期,却在今年感受到了房地产的彻骨寒意,最惨的是,疫情封控时,房子更卖不出去,靠提成生活的他连还老家房子的房贷都很吃力。今年回家过年,葛木已经打算离职,考虑是否留在家乡。

相比离职,过去一年裁员的恐怕比离职的要多。

五环外需要“烟火气”

回顾过去三年,受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有46万家公司倒闭,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到2021年,775家创业公司倒闭,其中北京最多达到190家,上海110家,而2022年,轮到了一些大企业和行业巨头,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他们也选择了降薪裁员。

被裁、收入下降、频繁封控、物价上涨…种种压力,挤压着小镇青年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不得不逃离北上广,回到五环外。

作为一名打工人,晓枫年底在广州被公司裁员后,彻底放弃了在一线城市安身立命的准备。过年前她回到了老家,父母的理解和过年的氛围冲淡了她不少生活的焦虑。看到今年县城重新允许燃放烟花,她立即购买了不少烟花,还有儿时玩的鞭炮,“跟家人一起放烟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这个年过得比去年有年味,去年整个小区都静悄悄地,不像过年”。

回春,或是昙花一现?

今年烟花爆竹抢购的热潮,让处在寒冬中许久的烟花企业迎来了一丝希望。据报道,今年市场需求量从2022年12月底开始激增,很多工厂放假时间都在农历正月二十六日左右,比往年延后一个星期。在浏阳“烟花小镇”大瑶,多数烟花企业产销两旺,有的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

而且价格的上涨,自然也让利润有了上升的空间。杭州一位消费者称,自己和朋友在杭州郊区购置的小型烟花价格在50元上下,大型烟花则几乎均百元以上,“随便买买就得小一千”。

但是,今年需求的爆发能解救长期低迷的烟花市场吗?恐怕只能解一时之困。除了随时变化的政策,烟花产业囿于技术、品牌、成本等因素一直止步不前,这不是短暂的消费热潮就能改变的。

以品牌为例,尽管我国拥有世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烟花产业,也早已形成了产业集群,可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家喻户晓的烟花品牌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比如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上,绚丽的烟花秀吸引了各国观众的注意,他们或许知道烟花来自中国,但哪家企业生产的恐怕没人知道。

也因为缺乏品牌,技术水平又相差不大,产品高度同质化,这使得政策收紧后烟花制造企业反而掀起了价格战。“某几个大厂,把成本压缩到最低,打价格战,年底工人薪水本来就高,中小生产商的利润一降,甚至得倒贴开厂”,一位工厂老板表示。

五环外需要“烟火气”

这个春节,烟花爆竹的价格水涨船高,利润大增,可烟花市场还是走的薄利多销的路子。据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会长钟自敏透露,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利润率并不高,一般是6%-8%,多数利润其实在批发经销环节,“出厂价20几元的加特林,到消费者手里能翻一倍不止”,年前运费的成本更是大幅提升。

而且最近几年,政策更加严格,烟花市场变成了“薄利不多销”,更挤压着企业的生存空间。

以北京为例,根据熊猫烟花提供的数据,2019年春节期间,北京全市总销量是2.3万箱左右,而在2009年,这一数字还是60万箱。10年间,北京市春节档烟花爆竹的销量减少了96.16%。

烟花行业整体下滑的趋势,大概率难以被改变,除非全国各地的燃放禁令都解除了,一个更悲观的消息是,以前三四线城市和不少农村的婚丧嫁娶、开业过节,支撑起了当地烟花厂的生意,如今我国结婚率持续下降,平均初婚年龄向后推迟,所对应的消费需求也在降低。

“(我们)终究还是要向品牌化方向发展”,一位从事烟花制造十多年的商家感慨。

1400多年前,唐朝“花炮祖师”李畋为了驱逐瘴疠发明了烟花爆竹,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流传至今。然而,环保还是文化?这种权衡注定要持续许久,这可能也是烟花企业不敢创新的缘由,毕竟投入了成本,年末突然卖不出去,谁也不想背负这种风险。

道总有理,曾用名歪道道,互联网与科技圈新媒体。同名微信公众号:道总有理(daotmt)。本文为原创文章,谢绝未保留作者相关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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